江明教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在复旦执教六十年

郭:您接到邀请后的心情怎么样?

籍助分子间力构筑有序结构的“分子自组装”,是创造具有全新结构与功能、尤其是智能化材料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图片 1一本课程笔记,写着“可爱的祖国”五个字的黑色封皮显得有些斑驳,纸张已经泛黄,装订也已松动。但翻开笔记本,字迹和图解仍然清晰,扉页上写着的“吴征铠教授讲授,物理化学,八三五,江明”,诉说着一段渐渐远去却不曾被遗忘的岁月。这是1957至58年江明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物理化学》的课程笔记,至今已有60年的光景。60年前,江明是复旦大学化学系一名三年级学生,因品学兼优而提前毕业留校。60年后,江明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更是后辈眼中复旦高分子学科的领路人。他曾获首届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记者拜访时,这位和蔼的耄耋老人轻轻翻开桌上的笔记本,好似国家社会的巨变在指尖流淌,家国初心的坚守在眼中传递。峥嵘岁月恰少年:一本课堂笔记
六十年科研热情
“抗战期间,我的父亲江轸光拒绝到任何日伪机关或学校工作,依靠卖画为生,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1938年出生的江明,亲历了战火动荡,父亲拒绝为日伪工作的选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他心底埋下了爱国自强的种子。1955年,江明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高校学生也满怀着学习的热情和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大学一年级,在杨滟老师《无机化学》课的第一次小测验中,江明得到老师的表扬:“你的答题写得很好,我给吴先生也看了,他夸了你。”吴先生,即杨滟的丈夫吴征铠,时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谈及此事,江明仍难掩喜悦:“那时我还未上过吴先生的课,但对先生的履历已有耳闻,心中崇敬不已;在初入校时就得到先生的夸赞,欣喜之余,更觉学习之途充满阳光。”1957年,吴征铠为化学系大三学生开设课程《物理化学》。“吴先生和我是同乡,我听他讲课倍感亲切,听课时很认真、很享受,真想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记下来。”谈起这本课程笔记,江明仍显开怀:“这本笔记还有个小设计,除了记录老师课堂讲授内容,每一页都留了空白部分,用以记录我自己在课下思考消化和查阅资料的心得体会。”图片 2吴征铠教授《物理化学》一课的课程笔记在江明看来,这本小小的课程笔记不仅承载了他对恩师吴征铠先生的崇敬之情,更是他当年在复旦求学生活的小小缩影。此后,无论如何颠沛辗转,始终伴在江明身旁。“我当时听课听得仔细,这本笔记似成宝贝。这里面的知识也被融会贯通,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很有帮助。”说起当年的求学生活,江明感慨那时同学们学风端正、学习用功。虽然当时仅有周日一天休息,但周日上午,江明和同学们仍在图书馆和教室温习功课,仅在周日下午会去周边散步活动,或去登辉堂(现相辉堂)看电影。心中满是学习的热情,同学们都渴望将来能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做出贡献。由于表现出色,1958年,年仅20岁的江明提前毕业,应国家发展高分子工业的需求和号召,在于同隐教授等人的带领下,参与创立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海外访学赤子心:回国工作不需要理由1979年4月17日,经历了“文革”多年磨难的江明清楚记得这一天。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访问学者,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访学。这时他已年届41岁,但他梦寐以求的科研生涯才刚刚开始。对江明而言,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天,途经巴黎等地多次转机,经约一昼夜的行程,江明等一行30人的首批访英学者才到达伦敦。飞机抵达伦敦上空即将降落时,正是早晨七八点,从飞机的舷窗望出去,高速公路上排满了汽车,阳光照耀下,仿佛每部汽车都成了一个光点,汇聚成一条光彩的长河。江明说:“那一刻,透过舷窗一眼看到的汽车竟比过去四十年见过的总和还要多!真是一眼超过四十年?”江明对此感慨不已。“初到英国,视觉冲击力太大了。大到高速公路和超级市场,小到餐巾纸和彩色胶卷……都是国内从未见过的。在科研上,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信息和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几乎都是闻所未闻的。”亲眼见证的巨大差距,更坚定了江明投身科研的志向和决心:“一定要要抓住这个机会,补上十多年荒废的时光。学习和研究中,既要力求进入本学科领域的前沿,也要思考所学的东西回国以后能否用上。”选择导师时,在班福德(Bamford)和伊斯特蒙(Eastmond)两位学者之间,江明选择了后者。“当时班福德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名气更加响亮,跟着他做研究,发表文章没有问题。而伊斯特蒙所研究的‘多组分聚合物’是新兴的前沿方向,对我们国家高分子的发展更有用处,因此做了这个选择。我后来这几十年的经历也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异国访学之路绝非一帆风顺,薄弱的英文首先成了拦在江明面前的一座大山,但他并未畏缩。为了锻炼听力,他用卡式录音机录下BBC每天播送的世界新闻提要,五分钟的内容翻来覆去听上两个小时,再记下来,没听清的再翻阅字典反复推敲。自备的卡式录音机无法清晰录下老师的讲课内容,就拜托管理教室的教务员用无线话筒录音,课后反复温习。两年下来,江明的英文水平令人刮目相看。“归根结底是要自己主动创造条件,克服困难。”1981年4月17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江明如期回国。常有人问他,当年回国是否曾心存犹豫?他的大哥是长期旅居海外的天文学家,他想在英国留下并不太难。“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江明特别欣赏一位学术大师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回国没有半点犹豫,也不觉得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国家送我出去学习,我就应该回来。”在江明看来,拒为日伪工作的父亲,和大学后接触到的于同隐、钱人元等前辈学者对他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虽然父亲和各位学界前辈的领域不同,但爱国的热诚和对事业的执着却是共同的。“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动荡,都渴望国家的富强;他们在“文革”中都饱受屈辱,可一旦改革开放带来生机,虽已年迈,却又迸发出了高涨的工作热情。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我自然而然地把回国工作、搞好科研看作理所应当的事。”有国籍的科学成果:高分子科学领域的“中国制造”自1958年提前毕业跟随于同隐先生参与创建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至今,江明在高分子科学领域已走过60年。他亲历了复旦高分子学科的诞生与成长,他的科研历程也和学科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今的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建设起了“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汇聚了来自全球的杰出人才,学科已处于国内前列、国际知名。但在1958年,这一学科在全国范围内也才刚刚起步,人才匮乏,设备简陋,资金紧张。在这样的条件下,江明跟随前辈“白手起家”。图片 3在高分子科学系的实验室里,实验人员将实验标记写在通风橱的玻璃挡板上当时江明等只能依靠钱人元等先生的文章和少数可寻到的国外期刊来学习。于同隐还带头学习俄文资料,帮助青年教师给学生备课讲课。缺少设备,大家就自制仪器用以实验、教学。“边干边学。大家一起学习高分子的基础知识,一边摸索着做些科研工作。”江明等人心中热情澎湃,凭借一腔热血为复旦高分子学科打下基础。但终究囿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学科初创的20年间虽建立了初步基础,但发展缓慢,江明等的科研之路也还未步上正轨。改革开放,给复旦高分子带来了发展的生机,打开了发展的大门。1979年被选为访问学者赴利物浦大学时,江明41岁。“我的科研之路由此开始。”多年后提起,江明仍难掩激动。两年访学,江明充分接触并了解了高分子领域的一些学术前沿成果,跟随伊斯特蒙从事多组分聚合物方向的研究。访学归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的背景下,江明的科研逐步顺利发展了起来。六十载心系科研,成果等身。江明最难忘的还是1982年在Polymer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共聚物相容性的论文。这是他回国后的首篇论文,也是中国高分子领域第一篇发表在这一知名国际期刊上的论文。但是,这时距江明1964年在《高分子通讯》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已经过去了18年!1981年回国后,江明选择从事“多组分聚合物的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共混物能够彼此相互容纳、形成宏观均匀材料,即被认定有相容性。江明注意到,不同文献中对嵌段共聚物和其组分的均聚物之间的相容性,有着完全相悖的结论,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江明设想,这个分歧很可能是由于各个实验中使用了不同构造的共聚物的缘故。于是江明带领了研究生们对此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他们合成了一系列的结构确定的嵌段共聚物、接枝共聚物和低交联共聚物等,借助于复旦大学遗传所购入的进口电子显微镜作为主要工具,将研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初期,设备的局限依旧是科研工作需要直面的挑战。第一篇论文稿件投Polymer后,被评审人要求补充论文中共聚物的绝对分子量数据,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但这需要渗透压计来进行测量,这在国外是唾手可得的。“但为了找到合适的、可正常工作的渗透压计,我几乎跑遍了上海,才打响了这第一炮。”持续近十年的研究,就相容性问题,江明等得到了一系列的新结论,其中之一是,“相容性的共聚物构筑效应”,即共聚物的构筑越复杂,它与均聚物的相容性越低,这一观点使得文献中的分歧结果得到统一的理解。这是江明回国后的早期的成果。其后,他又在大分子络合物和大分子自组装方面取得一系列的创新成就。提出“不相容-相容-络合转变”,和“大分子自组装的非嵌段共聚物路线”以及“非共价键合胶束(NCCM)”等科学概念和结论,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引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鉴于江明在大分子自组装方面的贡献,他应邀于2010年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上作了大会报告,后于2012年和组内同事陈道勇、姚萍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过去的四十年里,相容性、络合物、自组装等几个关键词可称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如江河流水,绵延不绝。江明发表在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1991)、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江明教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在复旦执教六十年。(1997)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2005)的评述,是他有关相容性、大分子络合物和大分子自组装研究的总结。有意义的是,这三篇文章分别是我国学者基于国内高分子研究在这三个期刊上的首篇论文,是
“零的突破”。2008年他课题组迎来了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陈国颂博士,他们青老合作,开拓了大分子自组装和糖化学及糖生物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实现了科研的成功跨越。“我做科研不赶时髦,潜下心来做研究,不断在已有基础上与时俱进,这样就能环环相扣、逐步推进,路也走得踏实。”迄今为止,江明总共发表了280余篇专业论文。“科学成果没有国界,但有国籍。”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江明始终自豪于都是在国内自主完成,是“中国制造”。虽然已是八十高龄,江明仍放不下科研工作。陈国颂说:“江老师真的是热爱科研,而且工作极其认真。他常和课题组的老师、同学一起讨论数据,对论文写作的把关也非常严格,尤其讲究科研诚信。”江明说,他诚信为本的理念来自于复旦的良好教育。初进复旦的第一堂实验课上,杨滟老师说,发现记错了的数据,不可擦掉,要斜线划去,再填上正确数据。江明由此明白,对于实验数据,应有敬畏之情。春风化雨“纳雅翁”:君子之交,洁净如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高分子同行这样形容江明的品格。高分子科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程正迪为江明题字互勉:“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除却学术科研上的成就,熟识的人多赞他颇有老一辈学人特有的儒雅风范。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江明自小得到良好的家教熏陶。平日埋头科研,但闲暇时也爱读书、作画,寻觅雅趣。他将自己的办公室名为“纳雅斋”,笑称自己是“纳雅翁”。这里窗边摆放着多盆已栽培多年的绿萝,郁郁葱葱。虽是学界名人,但并不自恃为高,与人说话时,双眼总带着笑意凝神注视,专注倾听,适时回应。轻声细语,言辞之间让人心觉熨帖。“江老师对人很真诚,为人谦和,对老师、同学都很尊重、爱护。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融洽,总是给人春风化雨、温润如水的感觉,我也总能从中学到为人处世之道。”高分子科学系党委书记张志芹感慨良多。课题组中已毕业的同学也仍和老师保持联系,建有名为“江上明月”的微信群,不时交流科研心得和生活趣事。“江老师对人真诚,大家自然也都记得他的好。”他的青年同事陈国颂如是说。图片 4江明与课题组成员江明看着桌前的旧笔记笑了笑,又谈起了自己和于同隐、钱人元等老先生交往,说彼此心意相通,真诚以待。他回忆说:“那么多年的交往中,钱先生对我一直扶持有加,但当面没有夸赞过我。而我竟没有向我尊敬的长辈送过一件像样的礼物。真是‘君子之交洁净如水’!和年轻人交往也是一样,我常换位思考,了解他们的需求。以诚相待,就是最好。”对如今在学的青年人,江明最大的期许很是简单:好好读书、不死读书,打牢基础,珍惜如今的优越条件,以创新思维开拓征程。在从教6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江明作了题为“笑对夕阳忆初心”的演讲。他的初心,是诚信为本,贯彻始终,回首六十年学术科研生涯,始终未忘诚信二字,没有留下缺憾;他的初心,是抓住机遇,趁势而行,把握改革开放的良机,不畏艰苦潜心研究,终不负年少科研壮志;他的初心,是君子之交,洁净如水,与人交往皆真诚相待,换来师长、同事、乃至学生们多年的真挚情谊;他的初心,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数十载春秋,幼时经历的山河动荡如今已是锦绣人间蓬勃向上,故而他能“笑对夕阳”,开怀而畅然,笑忆初心,不忘初心。

图片 5

大分子自组装是以大分子为主要构造单元的自组装,是当今化学和材料科学发展的前沿,“嵌段共聚物的胶束化”是国际上研究大分子自组装的主要路径。由于“嵌段共聚物”的种类有限,特定成份及组成的“嵌段共聚物”难以制备,在溶液中的自组装过程也难以控制,胶束制备的效率很低,为保障组装体的生物安全性,需要发展全绿色的组装路线。

郭:您是怎样准备这次大会报告呢?

“我们的工作虽然在实验室,但和国家的强盛、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亲眼目睹了中国从一个‘化学侏儒’成长为‘化学大国’,我为国家的巨大变化深感自豪,更盼望中国早日成为‘化学强国’。”74岁的江明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成果是有国籍的。我从事了一辈子科学研究,最值得骄傲的不是成为院士,不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而是我的每一项成果都打上了中国的标志。”

郭:江老师,我看到您的报告的PPT前面有一页漫画,您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只有自主创新才会赢得国际同行的敬重。2010
年7月,在英国举行的世界高分子领域最高水平会议—第43届IUPAC大会上,江明应邀对“大分子自组装的新路线”作60分钟大会报告。当时,他特地穿上了中山装,并在报告开头给与会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1979年,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英国,因为急事要给家里打国际长途,但伦敦的接线员居然不知道上海在哪里。30多年后一切已今非昔比。

郭:再次感谢江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在几十年来深厚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江明在国际上首创了大分子自组装的“非嵌段共聚物路线”,构筑了核-壳间非共价键连接的聚合物胶束(NCCM)、空心球等,并实现了组装体的结构与功能的调控和环境响应特性。同时还发展出多种“嵌段共聚物胶束化”的新机制和新方法。江明以独特的学术思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系统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得到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应用,引领了国际上部分相关课题的研究,被国际同行称为“NCCM的先驱者”。

郭:您做完报告后,应该有很大的反响吧。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路,不能盲从、随大流。”江明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打基础了,当时只是怀着对研究事物的浓厚兴趣,不断去探究未知,不断解决一个个问题,力求跟外国主流的研究方向有所不一样,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江:两年后,美国的Virginia理工大学(VIT)举办。有个花絮是,在这次大会闭幕式上,来自VIT的一位教授报告了他们办会的设想。他的PPT有好几页竟然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做的,太别致了!当时我们在座的中国人看了很兴奋,鼓起掌来。他特别说了,写上中文就是因为现在高分子学界中国学者特别活跃,他们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参加。

在这个“孕育先进材料的摇篮”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江明教授“独辟蹊径”,开创了一条全新的“绿色组装”路径。在2月14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江明领衔的“大分子自组装的新路线及其运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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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年半前我就收到邀请了。自然很高兴。这也算一个标志吧,标志我们中国高分子逐步被世界所承认。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我特别觉得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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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我选择它,是为让人记住,我是从中国来,让人一下子就知道我的祖国,让人有特别的印象。实际上这不是传统的中山服,它没有紧束颈部的“风纪扣”,而是留有一个一寸左右的口子。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在我心目中这就是象征开放了,言论自由了。你提到的那开场白和着中山装这两个细节确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一位哈尔滨工大的教授写电邮对我说“….这次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您的大会报告,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更为您的报告开场白中有关电话接线生的故事深深打动!….我们终于在世界高分子领域的大舞台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特别注意了江老师您作报告时没穿西装,穿的是中山装。”

当我走出“纳雅斋”,江明老师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淡出。而之前近一个小时老师向我形容的场景,如此清晰的存在我的脑海。实在无法言语身着中山装的儒雅学者走上高分子的“金色大厅”的讲台上做大会报告时,给整个会场带来多强烈的中国气息。江老师用他的大半生在艰难中不断摸索,依赖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那股特有的坚持和韧性,努力着分分秒秒。当他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他也向祖国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让一个个科学成果烙上中国的国籍。他永远是我们尊敬老师!(他反复关照我,切不可用“大师”一词)。

江:好呀。这次大会的全称叫“IUPAC第43届世界高分子大会”,简称Macro2010。
这是系列大会,第一届大会是1947年在比利时召开的,这次是第43届了。它是高分子学术界最高级别的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在高分子界的威望很高。大会虽然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但几乎没有中国人做过大会报告。仅有的一次机会是2002年在北京召开了由我国化学会主办的大会,邀请了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洪定一教授介绍了中国高分子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会学术报告,我是第一个被邀请的。

(江:江明教授 郭:郭娟)

郭: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下与您同台报告的其他七位教授么?

江:一共八位大会报告人,他们中不乏相当权威的人物,比方: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ean
Frechet教授,他是“树枝状大分子”的鼻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还有法国的Ludwik
Leibler教授,理论非常强,高分子微相分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Macromolecules”上发表的论文是该刊自创刊迄今42年来引用最高的一篇。最近在Nature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超分子可逆交联网络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位是荷兰的Han
Meijer教授,是高分子材料加工和力学性质方面的国际权威。这三位都是特别知名的。能够和他们在同一个讲台上演讲当然也是很荣幸的事情。顺便说一句,Frechet在报告中用罕见的热情语言对他的博士后高海峰大为赞扬,而海峰是我系府寿宽老师的学生,03年得到硕士学位的,我听了特别高兴。

江:1979年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被孤立了太久,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有次家里有件很急的事情,我要打电话回家。当时,当然还没有手机,长途电话还要通过电话局转接。我对接线员讲,我要长途电话到上海,她竟然问我;“Shanghai?
Where is Shanghai?”要知道,当时上海已经是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了。

江:特别关心这事的是中国的同胞,国内各个单位参会的中青年学者,海外华人。报告结束后,正好大会休息,大家放弃了咖啡,都围聚过来,很兴奋地跟我讲他们的感受,大家一起拍了许多照片。一位在英国Sheffield
大学的博士后发email 对我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el proud of
listening to a talk given by a scholar from China.”
其实在报告前我多次想到过,如果我这次讲砸掉的话,将来有可能在好多年里这个讲台不再有中国人的身影了。正如开头提到的,这个报告也可以看作一个标志,中国高分子研究发展到了新阶段。过去登上这个讲台上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像这次,其他七位学者分别来自美,英,荷,法和日本5国。我报告时,会议的几个主要组织者都在,如Macro2010大会的主席Peter
Lovell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David
Haddleton教授,他主持我的会议,还有IUPAC高分子分会主席Christopher
Ober教授等。报告结束后,他们都和我握手祝贺,说了许多赞许的话。当然,这里面或有礼貌的成分,不过也不至于过于虚伪吧。呵呵。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江:是的。我们会后还一起聚餐。

郭:最后一个问题,您为啥不守“国际惯例“,穿中山装做报告呀?

江:
是啊,责任重大。我想当西方的这些高分子界的大家们被邀请报告时,他们是把这当作普通的个人行为的,可能不会想很多。而对我确是不一样的,我自然会想到,这几十年中我们中国高分子学界就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不觉得责任重大。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用本国语言来讲的,而且我开始学英语很晚,我到四十来岁才有机会开口说英语。有时我和同学们说;“你们要知道,学好英语,讲好英语,用英语写上漂亮的论文,像用母语那样,要一辈子用功夫。我是肯定达不到哪个境界了,因为我学英文只有半辈子,而且是对学语言不利的下半辈子。”不过,这次我尽力了。再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在这次大会前我特地去了Liverpool大学,30年前我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我当年的合作导师已退休了,他特地来校听我的报告,我很感动。第二天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抓紧这个机会,在他家客厅里对他一个人又讲了一遍,执意要他提意见。确实又改进不少,特别是语言方面。比如,他告诉我,讲到把环糊精从PEG链上拉出来时,我讲“pull
out”, 用错了,应是”pull off”. 学无止境呵!

(作者系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生)

江明老师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成果是有国籍的。”我想,作为科学家,他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站在国际学术盛会的讲台上展示自己的科学成果。这不仅仅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意味着向祖国母亲献上厚礼。作为高分子科学家,世界高分子大会无疑是实现这个愿望的“金色大厅”。2010年7月16日,在英国Glasgow
举行的第43届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Macro2010)上,江明教授做了大会报告。一个多月之后的今天,我怀着众多同学的重托,走进他的书房“纳雅斋”,近距离地感受老师风采,回味精彩瞬间,那热烈的掌声似在耳边环绕,那激动的场面似在眼前浮现……

郭:下一次大会在哪儿举行?

江:当然挺吃惊的。但是我也不能责怪她,毕竟中国封闭那么久了。那天在作报告的时候,我还讲:
“如果这位接线员还健在的话,我愿意邀请她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我给她买入场券。”
我用这个开场白,就是要老外们感受到中国这30年的变化是何等巨大。

江:我知道这个邀请的份量,所以做了很认真的准备。报告题目反复斟酌,最终定为“New
Strategies for Macr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s”。这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的工作的总结性的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我四月份去了日本,在几个知名大学做了5场相关的报告,这也是“热身”嘛。在日本朋友中的反响也是蛮好的。但有教授给我提出,如作为一个大会报告,可做得更综合一点,更宏观一点。这意见很好。于是我回国后对报告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我去除了一些细节的讨论,把十年当中好的工作集中起来,更多的在面上铺开。我从我们提出的非共价键胶束(NCCM)的由来讲起,着重这几年的新发展,包括新的组装单元(不仅是柔性链,还有刚性链、扇状分子和生物大分子),新的驱动力(不限于氢键作用,更多的考虑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大分子自组装制备新的超分子材料,包括可逆凝胶等等。大会报告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包括讨论部分。会议主席建议我讲五十分钟,我正好用了五十分钟。

郭:太不可想象了。听到这个回答,您的心情怎么样?

郭:听上去您还挺有压力的?

郭:您在大会现场看到了很多师兄师姐吧。

郭:江老师,您好!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前阵子刚从英国参加世界高分子大会回来,您受邀做了大会报告,同学们都想分享一点您的经历和感受,能和我们谈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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